胡秉铎写给父亲的遗书:为布尔什维克而死虽死犹生

胡秉铎(1902—1927),贵州省榕江县古州镇人,1919年考入贵州省立政法专门学校,1923年考入北京朝阳大学。1924年8月,考取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,年底加入中国。曾任《贵州青年》编辑、《青年军人》周刊总编辑、“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”负责人,1925年两次参加东征,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机要秘书。1926年7月,参加北伐,先后任东路军总指挥部第一科上校科长、第一师政治部主任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,被何应钦派人秘密杀害,年仅25岁。

因事被警察厅下狱了,儿已失去自由,望家中不必挂念,干革命总是要有死难的,为布尔什维克而死,虽死犹生。

胡秉铎幼年时被过继给叔父胡宗泽作嗣。胡宗泽是清末秀才,曾任贵州榕江商会会长、县参议会副议长、榕江县学校管理员等职,家资甚殷,为榕江首富。胡秉铎6岁启蒙读书,8岁进入榕江七年制高级小学,15岁就读于私塾。他立下远大志向,常对同学说:“齐家治国平天下,由吾辈担当。”1918年,胡秉铎养父为让他精修学业,特在家办“专馆”,厚金从邻县黎平请来饱学之士陈锡侯,对他精心教授。胡秉铎学识与日俱增,被人视为“神童”。陈锡侯认为胡秉铎“器宇非凡,倘四海游学,精琢可成大器”,建议其父送他到贵阳求学深造。

1919年,胡秉铎考取贵州省立政法专门学校。求学期间,受到五四运动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,胡秉铎立下济世拯民的志向。1923年2月,胡秉铎考入北京朝阳大学。入学后,他大量阅读进步书籍,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。1924年1月,在周逸群的邀请下,胡秉铎赴上海创办《贵州青年》。1924年8月,经邓中夏推荐,胡秉铎从上海前往广州,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。不久,胡秉铎在校加入了中国。

当时胡秉铎的员身份尚未暴露。中共两广区委决定,让胡秉铎以的身份,撰文反击组织的“孙文主义学会”。胡秉铎撰写了多篇文章,在《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》一文中,他指出:“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都是站在一条联合战线上,布尔什维克互相依赖、互相帮助,前者的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,后者的胜利亦有助于前者。”我们“需要一个国民革命,以求推翻资本帝国主义与打倒本国封建军阀。这个需要,乃是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,也是资本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中国人民之反映”,“若是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走狗,都应参加,应该努力”。这篇论述严谨、富有激情的文章,有力地驳斥了“孙文主义学会”的谬论,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,胡秉铎经常给家里和家乡好友写信,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,动员好友投身革命。他多次动员父母变卖家中的房屋、田地和山林,救济贫苦农民。他说,不久的将来,崭新的社会将会来到人间。可见他对革命胜利和美好社会的到来充满信心。

1926年3月,中共两广区委为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,决定把滇、桂军中的青年军人团结起来,成立以青军会会员为骨干的西南革命同志会,并定于3月12日在广州大佛寺召开成立大会。“孙文主义学会”头目知道后,扬言“血洗会场”,妄图破坏成立大会的召开。中共两广区委得知这一情报后,及时做出应对武装袭击的部署,确定由胡秉铎和毛景州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。

成立大会进行中,来自“孙文主义学会”的杨引之、王惠生前来会场捣乱。王惠生趁混乱之机,拔出手枪要向大会主持人射击。千钧一发之际,毛景州伸出手压住王惠生握枪的手。胡秉铎一个箭步跳到王惠生的身后,一把夺过他的手枪,同时用手枪对准王惠生的胸脯,大喊道:“谁要动手,我就毙了他!”胡秉铎、毛景州将“孙文主义学会”的人逼退场外,使大会得以顺利进行。这便是有名的“大佛寺事件”。

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,掀起的逆流也在滋长。中山舰事件后,中共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。由于胡秉铎尚未暴露身份,与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是贵州老乡,私交也不错,中共两广区委决定留他在第一军从事情报工作。其间胡秉铎收集了许多情报、资料,直接提供给周恩来。

1926年7月,胡秉铎随东路军踏上北伐的征程,先后担任东路军总指挥部第一科科长和第一师政治部主任。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,蒋介石为篡夺革命果实,暗中策划军事行动,以排斥打击中国在军队中的力量。

胡秉铎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,立即设法将此情报报告第二军第六师师长戴岳、党代表萧劲光,并叮嘱他们“人不能离队,师部不能驻南京,要驻浦口”。萧劲光、戴岳根据胡秉铎提供的情报,将部队开往湖北,从而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。

1927年4月12日,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,大肆逮捕屠杀人和革命群众,随后发动了血腥的“清党”。黄埔军校学生因信仰主义的不同分为国共两个阵营。追随蒋介石的黄埔生作为“天子的门生”成为军界炙手可热的人物。

时任北伐军东路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的胡秉铎不为所动,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,在腥风血雨中置生死于度外,继续无悔的革命征程,经常与革命同志谈话,赶赴党的秘密机关开会。在一次召开党的秘密会议时,有人向何应钦告密,胡秉铎被南京公安局逮捕。

胡秉铎入狱后,何应钦慕其才华,软硬兼施诱其投降。胡秉铎不为利诱,坚贞不屈。狱中,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:“干革命总是要有死难的,为布尔什维克而死,虽死犹生。”充分表现了他直面生死、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。

“我们死,死则死于反革命手里方痛快;我们生,生则生于同志们中间方美善。”这是胡秉铎生前对同志们说的话,说明他早已做好为革命献身的准备。他的一生保持了人的高风亮节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。

作为南京雨花台的著名烈士,胡秉铎一直没有照片。南京雨花台工作人员1998年远赴贵州,去省党史办想找到一张照片。党史办提供了一本传记——《贵州英烈》,上面也没有照片。后来在广州找到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合影,工作人员从中发现了胡秉铎。

2010年,胡秉铎的侄孙女回贵州老家,找到了他的两篇手迹,其中一篇就是开篇那封给父亲的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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